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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娘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欲望的对象，以及一种固定的文艺形象？大概因为，女性的职业史并不长，几千年来，可供女性选择的工作，范围很窄，始终在女佣、女堂倌、女艺人、妓女这几项里打转，若实在要从这些因为职业原因抛头露面的女人中选择一个欲望投射对象，妓女显然过于直接，艺人又过于凄惨，女仆丫鬟之类，连自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只有老板娘，比那些飘浪之女稳妥，又比普通的良家妇女自由，迎来送往之间，挥洒风情也理直气壮。
更重要的是，她身份属性里的那个“娘”字，最能激发母性的联想。她是温暖的、独立的、能够自己做主的，又是容易摆脱的、有伤自己疗的。老板娘代表了一种世俗的理想女性形象，在所有有她出现的电影里，像一个温暖的巢、一碗暖汤、一个包着绒布的秤砣，给人以安全感。
把老板娘嫁给老板
当电影中用爱或感动，作为一件事的解决办法的时候，说明它在现实中的真身已经难获解决之道了。
电影《电子情书》就是用爱来解决矛盾的。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守着一间母亲留下的、已有四十年历史的“转角”书店，与几个伙计平静度日，但糟糕的是，大型连锁书店却把魔爪伸到了这条街上，并在“转角”附近开了一家庞大的店，低折扣及店堂里舒适的沙发和饮品蛋糕，将“转角”逼上末路，使凯瑟琳最终在店门上挂上了告别的牌子。所幸的是，凯瑟琳与大书店的老板乔，于互不知对方身份的情况下，在网络上结识，并且每日互诉衷肠，最后，对手成了情人，在紫罗兰花盛开的公园里见面及拥吻，乔的那条大狗，在一旁嫉妒地扯着主人的衣襟。
《电子情书》屡屡被提起，是因为几个著名的小书店的关张，2008年现，而在此之前，青文书屋已经结业，书籍都被搬到货仓，出事地点，就是那间货仓。随后，是上海的犀牛书店，2007年10月1日开业，2008年9月可惜《电子情书》是十三年前的电影，十三年后的情况又有变化，书业面临的问题，不是大的连锁书店对小书店的压制，而是网络书店对所有传统书店的冲击，以及纸质书的日渐消亡，更大的背景，还有全球经济的衰退。《电子情书》如果在今天拍摄，即便它还有一个梅格·瑞恩那样明丽的女主人公，又能嫁给谁呢？又能以什么方式实现她对书店老板娘（电影中凯瑟琳的网名叫“老板娘”）这一身份的热爱呢？
但我们的面对现实的态度却并没有变化。《电子情书》中，让小书店生存下去的方式，是抗议、上电视、发动舆论攻势，而十年后，小书店的求生之道依然是，上报纸，上电视，反复强调书店作为文化地标的存在意义。其实，自从小书店出现在电影里，并且要把老板娘嫁给大书店的老板的那天起，就已经走上了死亡之路。自从我们要以爱和感动来解决书业的问题的时候，也已经宣判了它在现实中的死亡。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言情电影，在男女身份差异过大的时候，通常安排主人公在紧要关头慷慨陈词，打动所有的反对派，促成他们的姻缘；好莱坞的法庭电影，在无辜者成为被告，并且证据确凿的时候，也让律师打出最后一张牌，用大段煽情的台词感动陪审团，促使他们作出完全不合常理的判决；以明清为背景的电影，在主人公的冤屈已经无法辩白的时候，通常安排一个钦差大臣；《知音》杂志上，歹徒举起屠刀的时候，通常安排一个机智的女大学生。爱或感动或奇迹成为解决之道的时候，说明它们完全没有解决的可能，也没有解决的传统，更没有解决的制度。
在那些关于爱和感动的消息里，有我们世界的真实进展。那些关于白血病儿获得爱心捐款的新闻要告诉我们的其实是：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还十分缓慢。爱被当做了解决的制度。
假若杰克和露丝未曾生别离
《革命之路》二零零八年
当年看《泰坦尼克号》，意犹未尽地想，如果杰克和露丝没有分开，而是最终生活在了一起，会怎样？
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丝莱特主演的电影《革命之路》在2008年底上映，两人扮演一对上世纪五十年代郊区小区里的年轻夫妻，旁人眼里的他们，是神仙眷侣，是榜样，是洗衣粉广告里牙齿“zeng——”地闪着亮的完美家庭，其实他们整日争吵、互相指责，射向对方的每一句话，都像血滴子，务必取人首级而后快，简直像刘震云小说《一地鸡毛》里的两口子，本来一个是“静静的、眉清目秀的姑娘。打扮不时髦，却很干净。头发长长的”，另一个是曾经挑灯夜读的有志青年。生活在一起没几年，一个变成“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另一个成天为调动工作、家乡来人、孩子进幼儿园诸事奔命。当然，电影里的夫妻俩远没有这么寒酸，但杰克和露丝若没分开，下场不外如此。
为什么？因为，当日在泰坦尼克号上，他们中间有个天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开始是门第差异，是“君知妾有夫”，后来甚至扩大到生与死，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这一堆无法逾越的障碍上，全部精力，都用来克服这些麻烦。障碍像外来的病毒，激起了免疫觉醒，爱因此来得格外狂热，这艰辛的过程转移了当事人对彼此的审视，促使本来陌生的当事人迅速结成同盟，克服障碍所付出的劳动，更使得这爱增值，是障碍使他们爱上了对方，甚至有可能，他们只是爱上了障碍。而在那恬静的“革命之路”小区里，障碍不存，爱将焉附？当外在的障碍全部消失，彼此就成了障碍，起初的热情纷纷剥落后，只剩一地鸡毛。
视野里的例子，实在太多。当年，初出道的林忆莲和陈辉虹热恋，他们中间的障碍，是各自的追求者、未曾成就的事业，以及自身那没有耗尽的欲望，二十年后他们再聚首，本可毫无功利目的、毫无瓜葛、毫无障碍，清楚透亮地谈谈恋爱，结果，不出几个月，他们就分了手，陈辉虹闪电一般跟别人结了婚。我有个朋友，已婚，与已婚女恋爱，而且两人不在同一个地方，两个人分别用了四年时间，辞职、离婚、扔下孩子、在房价起涨之时卖掉房子、去第三地、找新工作、买新房子、结婚——他们在四个月后分手。
障碍比通畅更能激发狂热。“受挫——克服障碍——再受挫——再克服障碍”这个过程，会不断提高当事人的心理阈值，让热情愈发蓬勃。所以，总要提出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远大目标，实现这种目标，注定障碍重重，注定路途迢迢，而群众的注意力和抱怨，全部消弭在破除障碍的过程中，因此收回了打量自身的目光。
爱情故事，真得在障碍宣告克服的最高潮结束。当然，在别的事情上，也还是一样——我说的是什么，你懂的。
命运的手段
张国立一九八四年
曾有成都中年女子亮出多年前捡到的张国立照片，希望借此与张国立取得联系，因正赶上张国立新片《第601个电话》开拍，照片又被媒体称为“裸照”，面对这送上门来的材料，张国立与张默乐得一次再次出来说明，他们是清白的，照片不是裸照，自己不是炒作。
起初应当不是炒作吧，不过是一次巧合，是那女子多年的青春余梦，正好在这个春天发作。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银幕上的面孔不过那么几张，难得看到一两张稍微暴露点的照片，而那中年女士当时还是少女，偶然捡到这样来历不明的照片，照片上的男子年轻俊俏，穿得又那样少，用照片来寄托萌动春情，似乎正好，而这情意异常珍贵，一旦时过境迁就难再续，二十年来，她把照片压着箱底，偶然翻出来，当时的迷乱、惊喜似乎就一一重来，yesterday就会once more，而如今，那余绪已将耗尽，她也经历生活必经历程，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将过去作个了结。而张国立既是艺人，当然也时时有新作问世，新作又与隐私题材有关，多年前埋下的线索撞上门来，正好借题发挥。
一张画像或者照片引起命运动荡，或者引发青春迷思，从古至今屡见不鲜，王昭君因一张肖像画改变了命运，柳梦梅因杜丽娘的画像魂魄齐飞，终令她起死回生，来历不明的画中人，远比实实在在的身边人更具魅惑的效果。艺术家对此心知肚明，一再用一两张画像引发一场爱情血案，让书生或者莽汉为一张画像走遍茫茫天涯路，甚或人间与鬼域，例如《倩女幽魂》、《魔画情》、《侠女》，再比如徐小明的《海市蜃楼》，虽然与画像无关，但海市蜃楼中稍纵即逝的美女，与画中人异曲同工。所以，吴昊在《胡金铨的电影空间美学》里，称肖像画为“命运的手段”。
但这手段实在是阴森，当然，所有的命运的手段，都是阴森的。《珍妮的画像》就是一部阴森的电影，里面的女子，面目十分模糊，是画家的描画让她清晰起来，让她渐渐成长，但最后，她所经历的劫难，还要重演，那黑色礁石和扑天浊浪，是阴阳分界线。好莱坞难得这么阴森，所以我一直记得，并且每每到了相似的场景，都会想起那种阴森。
张国立因何故将照片遗失已不可考，那女子因何机缘在那一年、那一天，漫步到九眼桥边，弯下腰来捡起不明来历的信封也已不可考，冥冥中，必有一只手，在操纵这一切，让一个女子的生活中，从此多了一条神秘的线索，那“来历不明”必然时时引发生命深处的焦渴。而那成为青春梦里人的画中人，却在另外的地方，经历生活、爱情、病痛、功成名就和衰老，并对自己引起的那场心灵风暴毫不知晓。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薇罗妮卡
《梅艳芳菲》二零零七年
张元电影《看上去很美》曾将我骇了一跳，董博文小朋友扮演的方枪枪，与王朔形神毕肖，圆脸，微微有点泡泡眼。若能乘着时光机器回到多年前，把王朔从幼儿园的小床上拎过来演电影，也不过这个效果。
找个与某人形貌相似的演员演电影，多数是剧情需要，个个师出有名，或者为与有照可查的历史人物对照，或者前半段的青年演员不能胜任中老年角色，需要几角分饰一人。相貌不够接近的部分，有化妆和演技补上。有时候，效果确实惊人，众多扮演领袖的特型演员自不必多说，就连稍近一点的名人，也照旧难不倒有本事的制作方，比如陈炜演出《梅艳芳菲》的造型照，就让我疑心是制作方把梅艳芳的照片翻了出来糊弄人。
而《蝴蝶》里，扮演不同年龄段的真真的车婉婉与蒋曼祖，相似到令我连演员表都信不过，一次再次倒回细看。电影《赎罪》里，童年青年老年时代的三个布里奥妮，更是在神似上做足了功夫，三个人都有双灼灼的灰
蓝色眼睛，就算是同一个人，也难保证自己在人生三阶段的相貌会如此相似——长走样的可能性太大了。
也有一种相似，基本没有必要。《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马小军，还有《看上去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