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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崇拜某一图腾的团；是游动性的；没有地域性；但自此团定居之后；留传的地名；也直接用了这图腾的名称。所以不仅古姓；而且古地名也保留着图腾的痕迹。今人认为邦国名称；源于山名或水名；完全是颠倒了因果。实际上邦国名称来自族名；而族名则源于图腾；最为原始；山名水名不过沿用邦国名称而来的。
按此理论；“蜀”应该是最早进入盆地的那个部落后来形成酋邦的原始图腾了。
此推论是正确的。《说文》上面留有图腾的信息：“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所引的诗见于《诗经·豳风·东山》中的“蜎蜎者蠋；蒸在桑野。”其中；加上虫旁的“蠋”是后起字；因为“蜀”字本身已经有了虫旁。《管子·水地》中的“欲小则化为蚕蠋”一句；唐代尹知章为之注曰：蠋；“藿中虫也。”虽然这种虫多在葵藿中生长；但也吃桑叶。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云：“蠋音蜀；《说文》云：‘桑中虫也。’”对于《尔雅·释虫》中的“蠋”；晋代郭璞为之注曰：“大虫；如指；似蚕。”它与蚕还是有共同之点。
蜀的本义是野生葵藿上一种似蚕的大虫；现在的写法是蠋。这种虫属于天蛾科；蠕虫阶段色彩斑斓；一旦受到攻击；便会蜷曲起身子；露出头上一对眼状的黑斑；很像毒蛇的眼睛。因为无论是动物或人；都害怕这种要命的毒蛇；常常吓得退避三舍。所以；蠋这种虫大家也不敢惹。它的外形；虽很像给人亲切感的蚕宝宝；但其本身却让人讨厌；所以它经常被哲学家当作宣讲哲理的例子。《韩非子·说林》云：“鱣似蛇；蚕似蜀。人见蛇则惊骇；见蜀则毛起。”《淮南子·说林训》：“今鱣之与蛇；蚕之与蠋；状相类
而爱憎异。”
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写的是公元前14世纪的古汉字；其中有好几个“蜀”（见图1）；确实像《说文》中讲的；上面是象征眼睛的“目”；连着弯曲柔软的虫身。“蜀”的字形特别突出上面那个“目”；根子显然就在野蚕图腾上；这种虫的防身之宝便是一对假眼。延续到后来的古蜀传说；乃至目前的大量考古发现；都有蜀人特别夸张眼睛的表现；似乎有一种潜意识在起作用。
三、蚕丛传说史料
最早记录古蜀传说历史的；是西汉成都人扬雄写的《蜀王本纪》。此书虽比《史记》晚约一个世纪；却比《汉书》早一个世纪。用“本纪”一词作书名；显然受了司马迁的影响。可惜南宋时此书失传；至今只留下一些古蜀史佚文。其中晋代刘逵给左思《蜀
都赋》做的注中所引书中文字；时代既早；内容也相当重要：
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上面所引虽是粗线条的描述；但它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古蜀大致有蚕丛、柏濩（《华阳国志》作“柏灌”）、鱼凫、蒲泽、开明这么五个时期；整个时间跨度有3。4万年；其中蚕丛是开山祖师。开明王朝被秦所灭；《史记》将之记于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按照这一时间推断；蚕丛应当生活在旧石器时代；那么落后的生产条件；能不能建立一个酋邦；大成问题；所以3。4万年这一数据值得推敲。
对于古蜀王朝的总年数；《太平御览》卷166上转抄了《蜀王本纪》上的一段话：“从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由此看来；前面那个“三万”；肯定属于误写。从公元前316年上推4000年；即公元前44世纪（距今6000余年）；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建立邦国的可能性便大得多了。
晋代常璩所作《华阳国志·序志》中；也透露出民间流传的古蜀年代：“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这里的材料虽又缩水1000年；不过时代仍然极早；同样处于史前的新石器时代。
依据古文献中有关蚕丛的传说史料；我们可以整理出蚕丛时代的诸多社会特征：
第一；蚕丛族居住在岷山中；落脚于岷江上游山区（主要在东岸）；即今阿坝州所在地。
第二；蚕丛开始称王；意味着建立了邦国。
第三；蚕丛族居住的房子是“石室”；依靠变质岩类板岩材料；搭建“邛笼”；至今羌区那些石碉楼；仍是当时遗存。
第四；蚕丛族死后用石棺椁埋葬；仍然利用板岩材料。
第五；蚕丛族有“纵目”的习俗。“纵目”的含义现在有不同说法：①眉心画个竖眼；②左右眼角上吊；③戴眼睛鼓出的面具。但现在还尚不能确定哪种说法正确。
第六；蚕丛族推广蚕桑技术；从而奠定了纺织业的基础。
第七；蚕丛族推行集市贸易制度；称为“蚕市”。“蚕市”多在春季举行；后来形成制度。
第八；蚕丛族习惯穿青衣；因此蚕丛后来被尊为青衣神；此后又发展为青衣国；位于今雅安市境内。今乐山市青神县；亦因此得名。
第九；岷江上游地区蚕丛遗迹；有蚕崖山、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蚕崖县等处；位于今茂县境内。
第十；蚕丛曾以“瞿上”为中心都邑。瞿上的位置；现有种种推测：一说是在双流境内；一说是在彭州湔江出山口处的海窝子；一说是广汉三星堆。对于其具体位置；至今亦未能确定。
联系到蚕丛以蚕桑标榜；与其图腾为“蜀”（野蚕）相一致；因此蜀国得名确实起自蚕丛。此族与石头为伍；也与新石器时代特色相应。至于根据地在岷山这一点；下面作进一步论证。
四、营盘山文化
2000年下半年；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对松潘、黑水、茂县、汶川、理县境内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对营盘山遗址进行科学试掘；取得了一定收获。
营盘山遗址位于茂县凤仪镇西南2。5公里、岷江东岸二级台地上；高出江面约120米；遗址西、北、东北三面皆为岷江所环绕；东临深谷；南北长约一公里；东西宽在200米以内。过去曾清理出10座石棺葬（时代不早于战国）。此次发掘出土大量陶片和磨制石器；其中彩陶占陶片总数5％；且均为黑彩；器型有盆、钵、罐、瓶等；纹饰丰富；这是成都平原考古发现中所未有的。其他还有夹砂褐陶、夹砂灰陶、泥质褐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黑皮陶等。泥质陶火候均高。器型以平底、小平底器为主；包括侈口罐、深腹罐、高领罐、盆、瓮、碗、钵、带流器等。一般陶器纹饰以粗细绳纹为主；流行绳纹花边口沿装饰。磨制石器体形较小；有斧、锛、凿等。从出土的一批石球（弹丸）和陶球得知；那是当时狩猎的重要工具。另外在发掘中还发现了小型房屋遗址；且均为木骨泥墙结构。研究者根据其彩陶图案及器型与秦安大地湾遗址四期遗存和马家窑类型遗存相似的事实；推断其年代上限距今当5500年左右；其年代下限距今当为5000年。研究者还认为；这是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发现了一种具有本土文化因素又吸收了众多外来文化因素的地方文化类型；故命名为“营盘山文化”。
从时空两方面看来；营盘山遗址年代竟与《蜀王本纪》所记的蚕丛年代完全相合；而且遗址位置处在岷江上游山区；这与传说的也十分吻合。只是考古发现的石棺葬年代较晚；故石棺葬俗并非蚕丛当时的习俗；而要晚近一些。从出土的13件玉镯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人文方面的进步因素；这些玉镯磨制得相当精细；另有一件穿有双孔的玉刀；刃长8厘米；其做工也很考究。
考古呈现出的蚕丛王国；社会比较开放；善于接纳外地优秀文化；已经科学地用火、精心地制陶。虽然那时蜀人仍主要以弹弓抛丸来狩猎鸟兽；但生活情趣已大为提高。比如；陶壶陶瓶的彩画相当美观；还制造出带流器具；罐口常常做出特别的装饰；妇女们梳发插有骨簪；手腕上戴有玉镯；经常纺线缝衣；居住的房子也并不差；红烧土的地坪可以避湿。至于那时是否养蚕；考古遗物中却没有留下坚实证据。总之；从这些出土的古文物遗迹可以推断；古蜀历史上最古老的蚕丛王朝；并非虚构；而是实质性地存在着。
五、蚕丛族的来龙去脉
近年来；通过对白龙江流域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一、二期文化遗存比营盘山更早；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而三、四期文化遗存则与营盘山时代相近；文化因素相似。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嘉陵江东岸广元中子铺是较早的一处；碳14测年数据为距今6730~5730年。在其南、西的邓家坪、张家坡遗址；亦有距今5405~3995年的测年数据。这些遗址与营盘山遗址年代相近；文化因素亦有相同之处。例如；这些出土的石器都有着磨光、实用性、小型化的共性；陶器一般带有原始性；器物口沿多有花边、锯齿等装饰风格。这就说明了蚕丛族未在岷江上游建国之前；很可能游动于嘉陵江流域。
从广元向西；有涪江流域的绵阳边堆山遗址；存在距今4775~3760年的测年数据。再向西；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距今4740~4075年；比边堆山略晚。最近岷江两岸发现许多4500年前的古城址；具代表性的“宝墩文化”；时代比三星堆第一期还早。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蚕丛时代营盘山先民迁入平原的迹象。王仁湘等认为；三星堆第一期文化与广元几处遗址；明显是一脉相承的；其中陶器的许多特征；在中子铺等地遗存中也能找到相同或相似之处。这表明接近7000年前；蜀人首先从嘉陵江流域西迁；然后到达岷江和沱江、涪江流域。
《蜀王本纪》告诉我们（《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因此传说中的蚕丛王朝历时数百年；如果按500年估计的话；末代蚕丛氏就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5世纪前后了。那时大约是中原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对于蚕丛邦国是怎么结束的；文献上没有记载；现有的考古成果也无从回答。
现在能够知道的事实；就是蚕丛时代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早；他们约在5500年前曾经有过一段辉煌；建立起称“蜀”的邦国；根据地在岷江上游。此前的这族人；以“蜀”（野蚕）为图腾；大概来自嘉陵江流域。他们建国后可能进入成都平原；然后就去向不明了。
六、“蚕”与“丛”的关系
起始于春秋时期的古蜀开明王朝；已经有了地方性的文字（现在称为“巴蜀文字”）；大量存在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乃至秦汉的巴蜀出土文物上。在没有文字的时期；一切历史只能凭口头传说；出土文物也仅仅起到旁证作用；比如发现于四川各地的众多新石器时代遗物；谁也分不清哪些是蚕丛时代的；哪些是鱼凫时代的。一旦有了文字；总会找到一些有关蚕丛、鱼凫的历史痕迹。
华人始终有着恋祖情结。开明蜀人写在器物上的巴蜀文字；多数属于象形；其中有些就刻画着蚕文。比如20世纪50年代巴县冬笋坝出土的斧、戈、剑上；就刻有蚕的图像；或吐丝；或产子。后来新津飞机坝出土的编钟（编号为甲的钟）上；也有左右对称的两条吐丝的蚕。1956年成都交通巷发现的铜戈；上面刻有精细的产子蚕文。广元宝轮院出土的铜方印上；有4个字；其中左下方那个；很像是两条并列的蚕（均见图2）。这些蚕的图像文字；究竟是不是指蚕丛？无法确定。但古蜀人开始养蚕、取丝；从这里倒可以证实。
近年的发现；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1998年；蒲江鹤山镇飞龙村战国船棺墓中出土一件鱼形印；所刻印文右上方显示出一条鱼和一条吐丝的蚕（图3）；这不就是“蚕丛及鱼凫”的图腾吗？那么；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