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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马丁·路德·金传记才知道，领导民权运动时，他才二十六岁。
为什么是一个年轻人提出了“非暴力抵抗”并且得到了响应？是什么让四万多黑人，在一年多的时间，拒绝乘坐公交车以示抗议，毎一天步行外出，忍受着自己体力上的绝大付出？当三K党对黑人的攻击威胁到人身安全时，以暴制暴按理说是人最本能的反应，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克西姆·X说：“非暴力是在火药桶上放上一块掩人耳目的毛毯，现在我们要把它掀开。”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忍受着攻击、殴打、被捕、被泼上一脸的西红柿酱，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坚持多久，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承诺，他们不可能嬴得声名，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结果。科学家说：“仇恨，是一些初级神经组织，深深栖身于人脑最新进化的外部皮层之下。”可为什么在一九五五年，他们的选择并不是最原始的反应方式──忍气吞声？或者，战斗？焚烧？抢掠？破坏？一九二九年，当马丁出生的时候，美国黑人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形成，虽然有很多种族不平等的条规，但是他们享受着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马丁可以在南方的黑人大学里，读到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在波士顿读博士前，已经熟悉了甘地“非暴力抵抗”的观点。
再小一些，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可以与白人孩子一样，从课本里读到《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当一个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还手的时候，他能留在原地、忍受着攻击的前提是，有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并且深信对方会回到游戏规则当中来。
而二十六岁的马丁·路德·金，就是这个群体中，第一代最懂得熟练地运用这个制度的操作规则的人。
《论公民的不服从》，这篇曾带给马丁·路德·金启发的文章，今天被收录在《美国语文》里，是不少中学生的课本，教材里这篇文章后面有三道思考题：
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根据梭罗的观点，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政府而免受惩罚？根据梭罗的观点，什么时候美国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政府？这样的问题，提给上中学的孩子。
二十岁的我，读的是财会专业。
我也有政治课，但抄在本子上的，是大学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二三四，为了应付考试，我都背了，从来没主动问过问题，也没人需要我们参与讨论，背了标准答案就可以了，一个字也没往心里去，书的边角上抄着流行歌词。年轻的时候，是对社会参与最有热情的阶段，可是我到做了记者，才去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政治和我有什么关系？教育是用来干什么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我采访陈丹青时，这位知名的画家从清华辞去了美术学院教授和博导的职务，因为现行的政治和英语考试，让他招不到他想要的学生。他说：“政治本来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敬这个学科。”
他给我看一个女生的画，很有莫迪里阿尼的味道，一根线条可以轻盈地抽打人一下，他喜欢她画里“水汪汪的劲儿”。这姑娘叫吴雯，想考陈的研究生，考了两年，第一年政治、英语各差一分，第二年英语差三分。她未能考上陈丹青的研究生，但同一年她被伦敦城市大学艺术系录取。我们越洋采访她，她说：“我来了伦敦就去马克思墓园看过，马克思现在给我的感觉，跟政治书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陈丹青其他的学生都不再考了，他说：“我接触最多的情况不是质疑、反抗、叫骂，而是──这是让我最难过的──所有人都认了。”
“怎么叫‘认了’？”我问他。他笑了一下：“我现在随便到马路上拉一个人来，你见到这个人，就知道他认了，从很深处认了。”
编完这期节目，老郝去游泳，说光靠目测泳池的浊度就超了标，她一扭身出来，找到前台。人家是老国企了：“我们这儿，只要进去就不退钱的。”
“找你们馆长来。”
“这两天机器坏了，正在修……”
“机器坏了你们还放这么多人进去？”
“把你的钱退你不就完了……”
她拿手机拨通了114：“喂，请问海淀区防疫站的监督电话？”……晚上还写了博客公开此事，写到“找你们馆长来”，还问读者：“你能想象我的表情么？”
我乐了，因为老范在底下跟了个贴－－“我能”。
我们这种多年压抑后激发出来的维权意识可能过狠了一点儿。有一天，张洁兴致上来说要军训。大家去找他，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不军训，搞点拓展也成啊。张洁是个一直对下属比较民主的领导，也是一个无敌大好人，大概这次我和老郝太不讲究方式方法了，领导有点下不来台，问有几个人像她俩这么想，在场的人都举手。
他说：“就没人赞成军训么？那个谁，你进来，你说。”那个谁把脚尖一踢，绷在空中：“我就喜欢在太阳底下流汗的感觉。”领导拧身出门，把门一摔：“就这么定了，训练的就是服从。”
两天后，一群成年人穿着迷彩服，站在盛夏的大太阳底下练向左向右转，我扎着一块鲜红的头巾，老郝在枪上别朵野花，我俩吊儿郎当地站着，把军体拳打得妖风四起。半夜还要拉练，让把被子打成豆腐块背在身上，我这辈子也没这么叠过被子，破罐破摔地坐在床上，被子往身后一堆，心一横等着来检查。
连长来了：“怎么没叠？”
我说：“不会。”
对方没不高兴，反倒乐了：“我给你叠。”
我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孩子气。张洁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只是喜欢那种整整齐齐的理想主义朝气，也只有他能容许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了篇文章，写美国有个新闻人克朗凯特，小的时候刚转学到一个学校。老师问：“二乘二等于几？”“四。”他很积极，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应该答什么？”
“四。”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
他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
下课铃声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他承认没有。
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四，夫人。’”克朗凯特在七十年之后写道：“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
老郝和我又出发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
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他调查发现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却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起诉一年多，未果。他曾经怀疑这会像之前他提起“进津费”、“进沪费”等诉讼一样不了了之。
但二〇〇六年二月，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他称之为声援。于是媒体再一次掀起报道热潮。一篇接一篇的追踪，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全国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二〇〇七年，全国牙防组被卫生部撤销。
李刚说他非常意外：“不在预期当中。”
“为什么？”
他说：“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但这次不同，如果没有结果，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还有那些买了报纸，打开电视，关注这个消息，打电话去牙防组询问的普通人。
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篇博客，叫《我只是讨厌屈服》。留言里听到了很多声音，有人说：“为什么许多人都选择屈服？因为他们觉得投入太多，收获很少或根本没有。”
也有很多人在博客里留言：“说话，真不容易呢，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却希望其他人都能做个公民，这样才会有人帮我们争取更多的利益、权利……”
还有人说：“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有部电影叫《飞越疯人院》。麦克默菲是一个装疯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安排下统一按程序打针、服药、聊天。但他不肯。进行例行心理治疗的讨论时，他建议将白天的日程换到晚上进行，因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麦克默菲说：“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让步了：“这样吧，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麦克默菲十分赞成：“好极了！”他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切斯威克也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塞夫尔手放在胸前，两眼看着周围，等着大多数人举手，他也举。
大家都想看球赛，但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只有三票。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
麦克默菲说：“这就是你们的作息制度？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屋子中间那个花岗岩的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
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
麦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赌，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
郝劲松打贏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在“新闻调査”，我采访过一个人。他帮农民反映征地的事，在网上发帖提及当地领导，用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词，被判诽谤罪，人狱两年。我在监狱采访他，那时他已经服了一年多的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那篇文章叫什么……叫什么屈服……”
“《我只是讨厌屈服》。”我说。他带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哎对，过了一会儿，说：“在那篇文章里，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就只是一张纸。”这个人相信了这些写在纸上的话，然后穿着蓝白相间竖条纹的狱服，满脸胡须，坐在这里看着我。他进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