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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坦连说好好，禁不住伸出手来同关隐达握了一下。
两人并着肩回家，路上关隐达又说：“刚才还接到宋书记电话，说地纪委马上会派人来查向在远的经济问题。”王永坦一听也觉得突然。关隐达便把宋秋山说向在远畏罪自杀的意思说了。王永坦摇头啧啧。
关隐达草草吃了晚饭，王永坦的电话就来了，问是否吃饭了。关隐达说：“吃了吃了，我们上路吧。”
陶陶见关隐达同王永坦通电话不仅语气很好，脸色也很好，就觉得奇怪。
关隐达放了电话，又挂了刘志善家电话，说： “老刘吗？ 我老关。地委来电话，要我同永坦同志今晚赶到地委去。”
他有意含糊，没有说去组织部，只说去地委。但刘志善好像很敏感，沉默片刻，试探道： “哦哦，是吗？什么事这么紧急？”
“电话里没说，要去了才知道。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我马上打电话回来汇报吧。”关隐达说。
刘志善好像意识到自己不该多问了，就说：“老关你别客气，汇什么报？好吧，路上小心！”
（四十七）
关隐达出任县委书记，全县上下大为惊奇。没想到当初县长都不让他当，这会儿却要他当县委书记了。可见组织上还是有眼力，重用正派而又实于的干部。但怎么又让王永坦代理县长呢？他明明九个月前被人大代表们选下去了呀？
刘志善没有被调走，而是安排到县政协当主席。刘志善当然有想法，但毕竟弄了个正县级，心里多少有些安慰，仍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了。
关隐达上任后，暂时不准备在人事上搞多大变动，免得人们说又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但县委办主任陈兴业明白自己不再适合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就找关隐达汇报了思想。关隐达挽留一阵，便征求他自己的意见。陈兴业说，自己年纪也一大把了，还是去政协吧。关隐达心里就有数了，猜想一定是刘志善邀他去政协。让刘陈二人凑到一块儿去，对自己不利。几乎从他调来黎南那天起，陈兴业就在他背后弄手脚。
关隐达答应去地委做做工作，心里却想，一定不能让这人去政协，只能把他放在眼皮底下，让他动弹不得！
过了不久，地委下文，同意陈兴业任县政府调研员。
陈兴业没有去成政协，自然有情绪。关隐达就笑眯眯地找他谈话，说：“老陈呀，你长期在一线，熟悉经济工作，还是在政府干吧。”陈兴业虽然年纪五十来岁了，但任副县级干部的资历不长，说不上几句硬话，也没有办法了。
自从陈兴业要下来的风声一传开，就有很多人盯着县委办主任这把交椅了。县里几个头儿各有各赏识的人，都变着法儿向关隐达推荐。有些人于脆自己跑到关隐达那里旁敲侧击，只是不好意思毛遂自荐。
出乎大家意料，关隐达安排银盘岭乡书记熊其烈当了县委办主任。事先他犹豫过一阵，怕别人看出其中的奥妙。但他的确从内心里感激熊其烈。他甚至想过，如果今后有人看出些什么，只怕就会从熊其烈的发迹上。
熊其烈本是个老实人，没想到过自己这辈子还会上到副县级。尽管他的县委常委还没有批下来，但感觉上是被重用了。
他很真诚地对关隐达说：“感谢关书记的栽培。”关隐达忙摆摆手，说：“老熊你用不着感谢我。这一来是工作需要，二来是县委的集体决定。不是说我个人想用谁就用谁的。”关隐达内心里的确忌讳熊其烈当面说感谢他，这让他有一种政变之后坐地分赃的感觉。
这一切都在个把月之内就定了下来。关隐达知道自己处于一个特殊的环境，这些事情万万拖不得。
在关隐达调摆局面的同时，地纪委专案组对向在远经济问题的调查也告结束了，查明向在远近两年内收受贿赂三十多万元。向在远人虽死了，处分还是要给的。只是处分一个县委书记，必须报经省委同意，时间上就不会那么快。宋秋山就在一次县市党政一把手会议上严肃通告了向在远的错误。这样，扑朔迷离的向在远自杀案就有了一个权威的官方说法。
而就在纪委专案组撤离黎南县的第二天，向在远的夫人吴姐就背上一大堆申冤材料，上省里和北京告状去了。她说要撕破大家都撕破，要把黎南县的老底子全部翻出来！
看吴姐那架势，好像向在远蒙受了大大的冤屈，她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关隐达有些担心。他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只是怕到时候节外生枝，弄出别的什么麻烦出来。
吴姐说要上去告状的前一天晚上，陶陶去她家看望了她。
吴姐拉着陶陶的手，说着说着就哭成个泪人儿了。陶陶安慰着吴姐，自己也止不住哭了。两个女人就哭成一团。陶陶回到家里就不怎么讲话。关隐达忙了一天，已累得不行了，就说：“你又怎么了？我一天到晚忙得两脚不沾灰了，回来还要看你的脸色？”
“我是怎么个脸色关你什么事？你不看就是！”陶陶生起气来嘴皮子都会发紫。
他们两口子很少这么吵的，关隐达越发不好受，就说：“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刚才说去他家看看，我就猜到你回来就会是这个样子。地委已明确说了，向在远是因经济问题，畏罪自杀，你为什么总想着他的死同我有关呢？地委领导也同我个别分析过，认为向在远的成长太顺利了，没有经受任何挫折，一遇事就寻短见。”
陶陶冷冷笑道：“你别同我开口闭口就是地委。地委我见识过！你去看看人家孤儿寡母的可怜相！其实他是怎么死的，你心里最清楚！”
关隐达真的来火了，但怕影响不好，压着嗓子说：“你真的以为我是促成向在远自杀的罪魁祸首？那你明天同他老婆一块儿去告状好了！”
他们两人闹别扭总是这样，只要关隐达一认真了，陶陶就不说什么了，翘着嘴巴忙别的事去了。
其实关隐达内心是愧疚的，只是容不得陶陶说出来。他也不相信向在远是因为经济问题而畏罪自杀。向在远要是不死，上面根本不会查他的经济问题。陆义骂起人来雷霆万钧，向在远又是从未受过挫折的人，心理素质不行。又想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许就此终结了，不是只有死了干净？关隐达不止一次在心里安慰自己，向的死他没有责任，但他仍感到自己屁股下的交椅散发着血腥味。
现在容不得想那么多了，要紧的是如何开创工作局面。如今自己坐在县委书记的座位上了，要知道这把交椅真的不好坐了。做官各有各的做法。如果只顾自己上得快，也很容易当这书记。把局面弄得平稳一点，该遮掩的遮掩一下，不让矛盾暴露出来，再拼老本做几件出风头的漂亮事，造造声势，就行了。
关隐达却不想这么干。倒回去十年，他也许会这么做。那会儿他一帆风顺，时刻想着的就是怎么样把官做大。自从他官场开始失意，他什么都想开了，升官发财淡若浮云。他只想一心一意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求得良心上的安慰。他自己说这是失意而不失志。没想到年初，人大代表们把他推上了县长的位置。如果仅仅说是做官，他自认为早没有这个兴趣了。但既然幸蒙人民的信赖，他就得好好干一场。可政治就是这么令人难以捉摸，他无意之中却卷入了一场肮脏的权力争斗。官场上这类争斗根本无正义可言，真所谓“春秋无义战”。他也仅仅是从策略意义上利用一下矛盾，以便稳固自己的位置。天地良心，他这么做真的只是为了好好干点事。
但不管他现在如何想，他的良心终生不得安宁了。要是事情大白于天下，他这么多年的清白名声也就完了。
关隐达几乎是带着某种负罪感在工作。他内心的这份无奈别人不清楚，只是从表面上看他的态度更加严肃了。也有人见他整天不苟言笑，一脸冷漠，就在背地里说他当了书记，架子就大了，不像原来那么平易近人了。可见是人莫当官，当官都一般！
今天召开县级领导联席会，研究黎南县中长期发展规划。
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布置计委结合北京专家的研究成果，拿出了初步方案。计委李主任接受任务时谈了自己的看法，说：“按惯例和工作程序，中长期计划要等后年制定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时才做，在下一届人大会上通过。”关隐达听了，大摇其头，说：“老李呀，你以为我们县里的情况还容得我们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吗？这规划要经人大通过，我想这个法律程序不能乱。我的意思是，一方面，这个计划一定要尽早做，这样才能尽可能做得完善一点；另一方面，在人大没有通过之前，可以先作为县委建议，在工作中贯彻下去。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县，尤其需要增强紧迫感啊！当然我们需要的是热情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序的工作。”
先由计委李主任汇报。关隐达优雅地喝着茶，感觉自己正在做一件很庄严的事情。规划本是宏观而抽象的，而他此时的憧憬却是具体而真切的。他希望从此以后，黎南会有一个好的发展规划，今后各届县委都能一以贯之，不再李书记一套张书记一套。
计委李主任汇报完了，大家就开始讨论。政协主席刘志善先发表了意见。不料他话说得委婉，意思分明是否定这个发展规划。
关隐达事先没有想到刘志善会这样。平时开会，通常是大家无关痛痒地说一通，然后书记拍一板，事情就定了。关隐达早就看出这种决策程序貌似民主和科学，其实还是一言堂。因为看上去到会的各位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似乎体现了充分的民主，然后最高决策者集中大家的意见，做出决定。一些决定全局的大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像谁也说不出这决策过程的毛病。这是民主集中制啊！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会上决策的事情，事先大家并不一定都接触过，情况不清楚。到会的除了县级领导，就是各部门的头儿，大家不可能熟悉各行各业的工作。只是会上临时发个材料给你，你一时还没吃透材料，你却要发言了。有时会议准备得仓促，材料都不一定发一个。再说，人在官场上混久了，难免学会了看风向说话，多半顺着领导的决策意图发表意见，所谈的无非是毫无意义的附和。大家发起言来，总是谦虚地说，我谈点个人意见，不一定对。可你别太指望他们会谈什么个人意见。你听他们滔滔不绝，更感觉他们像是在卖弄口才。不发言是不行的，大家会说你胸无经纬。万一没有说的，不妨把别人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如果重复了别人的话又觉得不好意思呢？就补充说，这一点，我同意某某同志的意见。
关隐达想克服这种决策的弊端。他想下决心组织一批有头脑有责任的专业人员，组成一个松散型的决策咨询班子，就一些大的决策问题预先进行研究。再就是规范会议制度，凡是须提交县委研究的重大事项，务必事先准备好有关文字材料，并提前发给有关人员。现在，他构想中的咨询班子还没来得及成立，但这个发展规划参考过北京专家的研究成果，他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为了不让大家到会时不得要领，他指示计委提前就将发展规划的讨论稿送给各位到会人员。他原想这一次会议将开得很成功，没想到刘志善发表了如此高见。有不同意见本是正常的，只是刘志善用心不良。弄得不好，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