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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那些同词根“感情”而非“苦难”组成“同情”一词的语言中，这个词也有近似的用法，但很难说这词表明一种坏或低一级的感情。词源学给这个词暗示了另一种解释，给了它更广泛的含义：有同情心（同——感），意思就是不仅仅能与苦难的人生活在一起，还要去体会他的任何情感——欢乐，焦急，幸福，痛楚。于是乎这种同情表明了一种最强烈的感情想象力和心灵感应力，在感情的等级上，它至高无上。
在特丽莎向托马斯道出自己针刺手指的梦的同时，她不甚理智地暴露了自己曾搜过对方的抽屉。如果特丽莎是另外一个女人，托马斯再也不会与她说话了。特丽莎明白这一点，说：“把我赶走吧！”与之相反，他抓住了她的手，吻她的指尖。因为那一刻他自己也感到指尖痛，如同她的指尖神经直接连通着他的大脑。
隐私是神圣的，装有个人信件的抽屉是不能被打开的。任何不曾得助于同情（同——感）魔力的人，都会冷冷地责备特丽莎的行为。可是，同情是托马斯的命运（或祸根），他觉出自己跪在打开的抽屉前，无法使自己的眼光从萨宾娜的信上移开。他理解特丽莎了，不仅仅是他不能对特丽莎发火，而且更加爱她。
她的仪态越来越惶乱不宁。自从她发现他的不忠以后又过了两年，情况越来越糟，毫无出路。
他真的不能抛弃他的性友谊吗？他能够，可那会使他内心分裂，他无力控制自己不去品味其他女人，也看不出有这种必要。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的战绩并没有威胁特丽莎，那么为什么要断绝这种友谊呢？在他眼里，这与克制自己不去踢足球差不多。
可这事儿仍算一件乐事吗？他去与别的娘们儿幽会，总是发现对方索然寡味，决意再不见她。眼前老浮现出特丽莎的形象，唯一能使自己忘掉她的办法就是很快使自己喝醉。自他遇见特丽莎以来，他不喝醉就无法同其他女人做爱！可他呼出的酒气对特丽莎来说又是他不忠的确证。
他陷入了一个怪圈：去见情妇吧，觉得她们乏味；一天没见，又回头急急地打电话与她们联系。
给她最多舒坦的还是萨宾娜。他知道她为人谨慎，不会把他们的幽会向外泄露。她的画室迎接着他，如一件珍贵的旧物，使他联想起过去悠哉游哉的单身汉日子。
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了多大的变化：现在，他害怕回家太迟，因为特丽莎在等她。这一天，他与萨宾娜交合，萨宾娜注意到他瞥了一下手表，想尽快了事。
她裸着身子，懒懒地走过画室，在画架上一幅没画完的画前停了下来，斜着眼看他穿衣服。
他穿戴完毕只剩下一只光光的脚，环顾周围，又四肢落地钻到桌子下去继续寻找。
“看来，你都变成我所有作品的主题了，”她说：“两个世界的拼合，双重暴光。真难相信，穿过浪子托马斯的形体，居然有浪漫情人的面孔。或者这样说吧，从一个老想着特丽莎的特里斯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美丽的世界，被浪子贩卖了的世界。”
托马斯直起腰来，迷惑不解地听着萨宾娜的话。
“你在找什么？”她说。
“一只袜子。”
她和他一起把房子找了个遍，他又一次爬到桌子下面去。
“你的袜子哪儿也找不到了，”萨宾娜说，“你一定来的时候就没有穿。”
“怎么能不穿袜子来？”托马斯叫道，看看手表，“我会穿着一只袜子到这里来吗？你说？”
“没错，你近来一直丢三拉四的，总是急匆匆要去什么地方，总是看手表。要是你忘了穿一只袜子什么的，我一点几也不惊讶。”
他把赤脚往鞋里套，萨宾娜又说：“外边凉着哩，我借你一只袜子吧。”
她递给他一只白色的时鬃宽口长袜。
他完全知道，对方瞥见了自已做爱时的看表动作，一定是她把袜子藏在什么地方以作报复。外面的确很冷，他别无选择，只得接受她的赐予，就这样回家去，一只脚穿着短袜，另一只脚套着那只宽口的长袜，袜口直卷到脚踝。
他陷入了困境：在情人们眼中，他对特丽莎的爱使他蒙受恶名，而在特丽莎眼中，他与那些情人们的风流韵事，使他蒙受耻辱。
为了减轻特丽莎的痛苦，他娶了她，还送给她一只小狗（他们终于退掉了她那间经常空着的房子）。
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条圣伯纳德种狗生的，公狗则是邻居的一条德国种牧羊狗。没有人要这些杂种小狗，同事又不愿杀掉它们。
托马斯看着这些小狗，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话，它们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仅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他选了一条母狗。狗的体形如德国牧羊公狗，头则属于它的圣伯纳德母亲。他把它带回家交给特丽莎，她把它抱起来贴在胸前，那狗当即撤了她一身尿。
随后，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建议让狗名叫“托尔斯秦”。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个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样？”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它太象卡列宁，对，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
“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
“完全可能，”托马斯说，“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们叫得多了，可能会发展同性恋趋向。”
太奇怪了，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是例外，决心与特丽莎相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干得好，卡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得帮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他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
因为特丽莎的缘故，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在占领的头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一次，她做得太过火，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了一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一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
“我为什么要去？”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
“我为什么要去？”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一天，特丽莎未经邀请来到了他身边，一天，她又同样地离他而去。她带着沉重的箱子前来，又带着沉重的箱子离别。
他付了账，离开餐馆开始逛街。他心中的忧郁变得越来越美丽。他和特丽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现在他认识到了，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它们本身更有魅力。
他对特丽莎的爱是美丽的，但也是令人厌倦的；他总是向她瞒着什么，哄劝，掩饰，讲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静，向她表白感情，说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梦之下煌煌如罪囚。他自责，他辩解，他道歉……好，这一切令人厌倦的东西现在终于都消失了，只留下了美。
星期六第一次发现他独自在苏黎世的街上溜达，呼吸着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每一个角落里都隐伏着新的风险，未来将又是一个谜。他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回到他曾认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与她系在一起过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如果能够，她也许还会把铁球穿在他的脚踝上。突然间，他的脚步轻去许多，他飞起来了，来到了巴门尼德神奇的领地：他正亭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
（他想给日内瓦的萨宾娜打电话吗？或者想与他在苏黎世几个月内遇到的其他女人打电话联系吗？不，一点儿也不。也许他感到，任何女人都会使他痛苦不堪地回忆起特丽莎。）
奇异而忧郁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续到星期日夜里。星期一，一切都变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特丽莎；想象她坐在那里向他写告别信；感到她的手在颤抖；看见她一只手提着重箱子，另一只手引着卡列宁的皮带。他想象她打开他们在布拉格的公寓，推门时怎样痛苦地忍受那扑面面来的满房弃物的气息。
两天美好而忧郁的日子里，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灵感应的祸根子）度假闲置，如同一个煤矿上紧张劳累一周之后，星期天呼呼大睡，为星期一的上班积蓄气力。
他给病人诊治，却总在病人身上看见特丽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他对自己说，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实她的出走和我们不再相见，这都很好，尽管我想摆脱的不是特丽莎面是那种病——同情。这种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