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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你老板手头的矿业权突然就大大地升值了。”卡茨说。
“完全正确。”
“那么，他现在正在把假装为你买的土地卖掉吗？”
“一部分，是的。”
“难以置信。”
“当然，他仍然在花大量的钱。他也将采取措施，在他仍拥有矿业权的地方减轻开采造成的影响。可是他又不得不卖掉很多矿业权，来支付我们原本希望，如果公众舆论得以向我们这边倾斜的话，不需要去支付的巨额费用。重点是，他从来都没有打算要给基金投入我原以为的那么大数额的资金。”
“换句话说，你被玩了。”
“我被玩了，有那么一点儿。我们仍然可以得到蔚蓝莺公园，但我确实被玩了。请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关于此事的任何信息。”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卡茨说，“我是说，除了证明我刚说过的，只要是布什的朋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意味着我和沃尔特成了流氓雇员了。”拉丽莎说，眼里闪着她特有的那种奇怪的光。
“不是流氓，”沃尔特立刻纠正道，“不要说流氓。我们不是流氓。”
“不，事实上，我们相当流氓。”
“我也喜欢你说‘流氓’的方式。”卡茨对她说。
“我们仍然很喜欢维恩，”沃尔特说，“维恩是那种独一无二的人。只不过我们觉得，既然他没有完全对我们说实话，那我们也不需要完全对他说实话。”
“我们有地图和图表要给你看。”拉丽莎说，在她的公文包里搜寻着。
漫步者酒吧里的人多了起来，货车司机和来自街角那家警察分局的警察坐满了餐桌，把吧台也围了起来。窗外，在二月下午持久的暮冬光线下，周五的交通堵塞了街道。此刻，在一个平行的宇宙里，非现实的模糊世界中，卡茨正置身于怀特街那座大楼的房顶上，心怀鬼胎地和诱人的凯特琳调着情。现在看来，似乎不值得为她费那个事了。尽管是个不那么关注自然的人，可卡茨还是忍不住忌妒沃尔特有胆量挑战布什的私交好友，并试图在他们的游戏里打败他们。这和制造音乐口香糖或为无聊人修建平台相比，似乎要更有趣。
“当初我会接受这个工作，”沃尔特说，“是因为我晚上睡不着。我无法忍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克林顿在环保方面毫无建树。完全是他妈的负成就。克林顿就想让所有人都跟着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一起狂欢。‘不要停止为明天着想’？狗屎！不为明天着想恰恰就是他在环保方面所做的事。而戈尔是只软脚蟹，不敢高举他的环保绿旗，好心肠到不敢在佛罗里达玩手段。本来只要我还待在圣保罗，我就觉得还能凑合过，可是自然保护协会的工作要求我开着车满世界不停地跑，每次经过市区的时候，我的脸就像被泼了酸液一样难受。不光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还有无计划的城市扩建、扩建、再扩建。最糟糕的是低密度开发。到处都是SUV，到处都是雪地车，到处都是水上摩托艇，到处都是全地形车，到处都是占地两英亩的大草坪。那些绿油油、品种单一、被灌满化学农药的活见鬼的大草坪。”
“这是一些地图。”拉丽莎说。
“对，这些显示了土地的分割状况，”沃尔特说着，递给卡茨两张过塑的地图，“这张是一九○○年未受干扰的栖息地分布图，这张是二○○○年的。”
“经济大发展就是会有这样的副作用。”卡茨说。
“可是发展的方式是如此愚昧，”沃尔特说，“如果土地没有遭受如此严重的分割，我们或许还可以为其他物种留出足够的生存空间。”
“确实是个美好的假想。”卡茨说。事后他才意识到，他的老友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这种拿着过塑文件到处跑的人。但他仍感到惊讶，过去的两年里沃尔特竟然会变成一个如此愤怒的怪人。
“这就是让我彻夜难眠的事情，”沃尔特说，“这样的分割。因为到处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就好比互联网，或者有线电视网——从来没有任何中心，也没有什么共识，只有无穷无尽的小小嘈杂声。我们从未坐下来进行任何形式的持续对话，只有廉价的垃圾信息和无益的盲目发展。所有真实的、可靠的、诚实的东西都正在消失。无论是从知识还是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只是像台球一样随意反弹跳跃，对恰巧出现的那个最新刺激作出反应。”
“互联网上有些相当不错的黄片，”卡茨说，“至少有人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在明尼苏达没能取得什么系统性的成绩。我们仅仅聚集起一小片一小片的自然美景。有近六百种鸟类在北美繁殖，当中或许有三分之一正因土地分割而受到生存威胁。维恩的构想是，如果有两百个非常富有的人士，每人挑选一种鸟，并努力阻止它们的栖息地被分割，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拯救所有的鸟类。”
“蔚蓝莺是一种非常挑剔的小鸟。”拉丽莎说。
“它们在成熟的落叶林的树顶繁殖，”沃尔特说，“然后，一旦小鸟会飞了，一家子出于安全考虑就会搬到大树下面的灌木丛里生活。可是原始森林都已被砍伐，成了木材或者木炭，再生林不仅无法提供合适的树下灌木丛，而且还被道路、农场、供拍卖的地块和煤矿场分割得支离破碎，这就使蔚蓝莺很容易受到猫、浣熊和乌鸦的攻击。”
“所以，在你还没来得及认识它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蔚蓝莺了。”拉丽莎说。
“听上去确实有些惨，”卡茨说，“但那不过是一种鸟罢了。”
“每个物种都拥有不可被剥夺的持续存在的权利。”沃尔特说。
“是，当然。我只是在试着弄明白这一切由何而生。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你可没有这么关心鸟类。那时候，就我的回忆，你更关注人口过剩和限制增长。”
沃尔特和拉丽莎再次交换了几下眼神。
“人口过剩就是我们想请你帮忙一起去努力解决的问题。”拉丽莎说。
卡茨笑了。“这方面我已经作出我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了。”
沃尔特翻查着一些过塑的图表。“我开始往后推想，”他说，“因为我还是睡不着。你记得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四因说吗？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那么，在自己的巢穴里遭到乌鸦和流浪猫的捕食是蔚蓝莺数量减少的动力因，而栖息地被分割是其形式因。可是目的因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因就是我们面临的几乎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那就是这地球上的人太他妈的多了。我们在南美的时候，这点显得尤为清晰。没错，人均消耗量是在增长。没错，中国人是在非法地耗尽他们的资源。但真正的问题是人口压力。每家平均有六个孩子和每家平均有一个半孩子之间区别甚大。人们不顾一切想要喂饱那拥有无穷智慧的教皇让他们生育的孩子，于是他们大肆破坏环境。”
“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去南美看看，”拉丽莎说，“开车沿着那些小路行驶，到处都是破烂引擎排出的可怕废气和过于便宜的汽油，山坡都光秃秃的，每家都有八到十个孩子，真是看得人心里难受。你以后有机会应该和我们一起去看看，看看你会不会喜欢在那里的所见所闻。而这很快就会发展成你身边的一个威胁。”
狂想家，卡茨想着。性感的小狂想家。
沃尔特递给他一张过塑的柱状图。“单单在美国，”他说，“在未来的四十年当中，人口就会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长。想想远郊区已经有多么拥挤，想想现在的交通状况和城市扩建，想想环境恶化和对外国石油的依赖。然后，假如，再加上百分之五十的人口。这还仅仅是美国，理论上讲，美国是能够供养更多人口的。然后再想想全球的碳排放量，非洲的种族灭绝和饥荒，阿拉伯世界无路可走的下层激进阶级，海洋渔业的过度捕捞，以色列人的非法定居，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的一亿穷人：如果人口能少一些，那么世界上几乎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然而，”他又递给卡茨一张图表，“到二○五○年，地球上会再增加三十亿人口。换句话说，当你我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筹款箱里放入硬币的时候，我们的人口却要增加等同于目前世界总人口的数目。在保护自然和维持某种像样的生活质量方面，我们现在可能做的为数不多的努力必然会完全被人口的增长抵消，因为，尽管人们可以改变消费习惯——这需要时间和努力，但终究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人口持续增长，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将于事无补。然而没有人公开讨论这个问题。这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它正在毁灭我们。”
“这些听上去就熟悉多了，”卡茨说，“我想起了我们以前一些相当长的讨论。”
“上大学的时候，我确实非常关注人口过剩问题。可是现在，你知道，我自己也进行了一些繁殖。”
理查德抬抬眉毛。把繁殖这个词用在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身上，这是个有趣的说法。
“文化领域在八九十年代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沃尔特说，“以我个人的情况来看，我想我就是这个变化中的一部分。七十年代，人口过剩毫无疑问是大众谈论的话题之一，你知道，我们有保罗·埃尔利希＇14＇，有罗马俱乐部，还有人口零增长。然后，突然间一切都不见了。这个话题变得说不出口。部分原因在于绿色革命，你知道的，饥荒依旧存在，可是没那么严重了。接着，人口控制在政治上变得声名狼藉，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英迪拉·甘地推行的强制绝育以及美国的人口零增长政策都被扣上了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帽子。自由主义者们害怕了，不再开口。甚至连塞拉俱乐部＇15＇也害怕了。保守派，当然了，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在乎这个，因为他们的整个意识形态就是只关注自私的短期利益和上帝的计划什么的。结果，人口问题就成了这么一种癌症，你知道，它正在你体内生长，可你决定不去正视它。”
“那这个和你的蔚蓝莺有什么关系呢？”卡茨说。
“息息相关。”拉丽莎说。
“如我所说，”沃尔特说，“基金的使命是保证蔚蓝莺不会灭绝，我们决定对此作出我们自己的解读。我们不断把问题往回推，往回推。终于，我们得出结论，在二○○四年，我们的目的因，或者说不动的推动者，就在于谈论遏制人口增长这件事现在变得完全不受欢迎和不够酷了。”
“于是我问沃尔特，”拉丽莎说，“谁是你认识的最酷的人？”
卡茨笑了，连连摇头。“哦，不，不，不敢当。”
“听我说，理查德，”沃尔特说，“保守派赢了。他们把民主党变成了一个中右的党派。在每一场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比赛上，他们都让全国高唱‘上帝保佑美利坚’，格外强调上帝。他们在他妈的每条战线上都打了胜仗，可尤其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且尤其是在生育文化上。一九七○年，关心地球的未来和不要小孩的主张是很受欢迎的，可现在，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大家都同意生很多宝宝是件美好的事。越多越